妞书僮:擅长说谎就能当作家?《人生啊,真是没想到》新书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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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啊,真是没想到》

 

 

 

作家生涯没想到

从小我就很会写作文。

那时候的写作诀窍,就是无论如何要和「反攻大陆,解救同胞」扯上关係。

如果是国庆感言,那当然没问题,「明年的今天,我们要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在北京的城墙上」,慷慨激昂,也不知道北京到底还有没有城墙。

写到郊游,除了一路好玩之外,后面还要加上「我们要经常郊游,锻鍊强健的身体,将来」──没错!「反攻大陆解救同胞。」

那如果作文题目是「春雨」怎幺办呢?「春天到了,到处都下雨,就好像大陆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要」──还是没错!「反攻大陆解救同胞。」

所以我老是全班作文第一名、获派代表学校参加作文比赛也是第一名……许多年后,看到我儿子的作文成绩不错,就把他讚扬了一番,然后说:「你作文那幺好,是不是因为我的遗传呀?」

他冷冷的回说:「作文还不简单?就说谎嘛!」

专爱唱反调

不过上了中学之后,我就没那幺乖了,反正老师只要出议论文,我就一定跟题目唱反调,题目是「诚实」,我就说人不一定要诚实,不然哪有「兵不厌诈」的说法?诸葛孔明搞草船借箭、唱空城计不也都是不诚实?

题目若是「品德与能力」,老师当然希望我们写品德比能力重要,我却偏偏要说人如果只有品德好、却毫无能力,那对社会一点用也没有!反过来说,能力强的人能造福自己、贡献社会,品德上有点瑕疵也没关係,例如曹操。

国文老师们不知是懒得纠正我,还是真觉得我的作文有趣,打的分数都很高,评语则无非是「文如行云流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眼光独到见解精闢」,使得年少轻狂的我更加放肆,写作文时专以唱反调为乐,最后终于尝到苦果。

那年大学联考,作文题目是:「曾文正公曰:风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嚮,试申其义」──各位比我年轻、考过大学的朋友,你可能连题目都看不懂?幸好你不是远在一九七三年就考大学了。

而题目我是看得懂的,但我偏说在上位的一两个人装模作样,其实是影响不了大多数人的风俗的,反而是大家心同此理、一起表现,才会造成世风之流行……总而言之就是根本否定曾国藩,也否定这些出题目的老师就对了。

我写得洋洋得意,放榜时欲哭无泪,国文一百分作文占四十分,我其他选择题都答对(已核对过标準答案),结果我国文只得六十分,也就是作文零分,因而使我与第一志愿台大中文系失之交臂,落入台大图书馆系了是也。

后来转到中文系,与一位当时负责阅卷的老师谈起,他说当时也起了很多争议:有人认为我那篇文章很有创见、不受拘束、文笔又流利,应该给高分;也有人认为我与题目唱反调,根本是文不对题,应该给零分……投票结果我还是被打了零分,可见得天才真的是很寂寞的。

也许聪明的你会问:改考卷不是都弥封姓名吗?他怎幺知道那篇是我写的?当时我也这幺问那位老师,他笑着说所有考生的作文里,唯一敢和题目唱反调的也只有我一个,那不是我还有谁?

你看你看,我的写作之路一开始就是如此坎坷,真是不容易呀。

初试现代诗

大二转入中文系后,我似乎觉得中文系是该学点写作的,偏偏系里开的课都是文字学、声韵学、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一门现代文学的课也没有,更别提学习创作的课了,甚至还有老师说:「把古文学好了、写好了,现代文学自然写得好。」

那时候我们每週被「迫」写一篇古文,我也不知道自己胡诌了些什幺,只记得一首古诗习作:「自君之出矣(后面五个字忘了),思君如电缆,千里一线牵」,又被老师训了一顿,说古诗里怎幺能有现代意象(电缆)呢?

于是我就想:那幺古诗里又怎幺会有现代情感呢?没意思!那我就来写新诗好了,而且那时有个时髦的名词,叫做「现代诗」。

我看了《蓝星》、《创世纪》等几本诗刊,读了洛夫、张默、痖弦、纪弦、商禽、罗门、蓉子、余光中和周梦蝶等人的作品,心想这种不管平仄、不必押韵、不限字数的「文体」实在太适合我了!根本一点点拘束都没有嘛!

只要把句子写成一行一行,看起来有点懂、又有点不懂,就很像一首现代诗了嘛,例如我还记得的:

迤逦在万灯之上

我们拥有

──辉煌的王国

(出自苦苓〈紧偎着淋淋的雨意〉)

你若要问我是什幺意思?我大概只能跟你说「就是看夜景」吧!看夜景干嘛不好好说,要写成这样?诗嘛。

那时候大陆叫「朦胧诗」,台湾叫「现代诗」,我倒觉得应该叫「晦涩诗」,作者竞相以晦涩为能事,读诗如猜谜,大家各自体会、各自解说、再各自模仿,互以为乐,正是后来被批评为「金童写给玉女看」的现代诗。

香港有个《诗风》月刊,办了一个「十週年纪念诗奖」,我刚好写了一首比较长的诗,就寄去参加,就被唯一担任评审的杨牧老师,将我的作品评为第一得了此奖,虽然奖金微薄(还是没有?我不记得了),但总是一个声名,而那首诗你若问我写什幺,我老老实实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也许有机会你问杨牧老师,他说不定智慧高知道我在写什幺。

既然大人们都有什幺「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现代诗社」,那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也该如法炮製,何况堂堂台大怎幺可以没有现代诗社?于是我和罗智成、杨泽、廖咸浩、方明、天洛等人就筹画成立台大现代诗社,而且恭请当时外文系主任、文学评论大师颜元叔先生担任社团指导人,大张旗鼓,很有干一番事业的企图。

诗社成立当晚,全员到齐,还拉了不少学弟妹助阵,「外面」的诗坛前辈如罗门等也来了几位,反而是指导老师颜元叔姗姗来迟,上台致词:「我知道你们搞这个诗社,找我当指导老师,就是为了好让校方通过成立,现在诗社也成立了,我的阶段性任务也完成了,再见!」说着人就像风一样的走了,全场愕然,不过既然诗社如愿成立,我们也算是拉帮结派成功,值得庆贺了。

再来的任务就是多拉些女生入社了,要不然几个男生我看你、你看我,哪里会有什幺灵感?又要从何处去寻找谬思呢?

这个任务当属高大英俊的罗智成(其实廖咸浩比较帅,但太斯文,没有罗的猖狂),之后他就常在文学院的草地上、白千层的树荫下,让一群女生围绕着听他讲诗,他还把这些女生叫做「我的天使」,而且还派了一个女生「管理」她们,她叫做「天使长」。

除了天使们,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哲学系女生也来参加,其他非我诗社的男生自然很不开心,纷纷质问她又不写诗甚至不写作,凭什幺参加我们诗社?我们几个男生正待辩解,却听她娇滴滴的说:「我用我的生活写诗啊!」当下众人无话可说,诗社诸君大乐。

第一本着作

既然写了诗当然希望有人看,我们又不像罗智成有那幺多「天使」聆赏他作品,而现代诗除了几个诗刊根本无处发表,但我们所熟悉的诗刊又是诗坛前辈自创的同人誌,岂容我等轻易「染指」?

那幺再接再厉,办一本《台大诗刊》如何?好啊!钱呢?没有!──咦?六个字就让幻想破灭了,年轻人的梦想果然是非常的泡沫呀!

我心生一计,刚好有位学姊在练隶书,我就把几十首诗都交给她、做为她「练习」之用,一行行写出来,那些字比印刷体还漂亮,就省下了排版费,再去找学校附近那些专印校刊、系刊的小印刷店,讨价还价,缩衣节食的,一本《李白的梦魇》,我的处女座就此出版了。

虽然出版了但无处发行,一家家书店去问,连让我们寄卖个一、两本都不肯,除了签名送给前辈「指正」的几本之外,剩下的四百多本(共印五百本,最基本量)堆在小小的宿舍里,真不知何去何从?

好在诗社招来了不少学弟学妹,那我就耍老大、要求每个人拿个三本、五本去卖卖看,甚至和别的学校诗社联谊时,也找他们的「新秀」帮忙卖卖书,好像成大的邱一新、北医的侯文咏也都受过此害──当然他们当时是敢怒不敢言啦!十几年后再碰到我才敢大声抱怨。

出了诗集,我却不想当诗人了,尤其是「这种诗人」。

社会写实观

「能忍,就忍住看。」──这是陈映真小说〈麵摊〉的第一句,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所谓「社会写实」的作品,不像以前看的伤春悲秋、或自己写的不知所云,总之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品,我在心中惊歎:「啊,原来文字是可以跟社会、跟人民如此贴近的。」

另一个更大的震撼是:陈映真的小说居然是禁书!我是跟学长借的,为了想保存而去影印时,连影印店的老闆都紧张兮兮的──真庆幸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了!

从此阅读「禁书」之门大开:从鲁迅到老舍到巴金到茅盾到沈从文,以及国内的李敖、柏杨,我逐渐发现了「为民喉舌」的另一种文学观,这当然也大大影响了我的写作趋向:我开始写一些「知道民生疾苦」的散文了。

结果出版的第一本散文叫《只能带你到海边》,却在担任某一个文艺营导师时,被团员们用来朗诵诗歌:「……只能带你到海边,哦,不能带你到房间」引来哄堂大笑,但这本书的确帮我打开了从事「社会写实、关怀人性」的另一扇创作大门。

连带着原来写的诗也受了影响,我竟然写起「政治诗」来了,这很够「反动」吧?所以那一阵子出的书,不是叫《禁与爱》、就是叫《每一句不满都是爱》,甚至直接命名《苦苓的政治诗》,里面的第一首诗就叫〈总统不要杀我〉──没错!在威权戒严时代,我想挑战一下「禁忌」与「红线」,问题是在台湾,根本没有人理会文学,搞了半天,好像只是自己在「写爽」的而已。

就像刘克襄的名句:「十六岁就参加国民党,彷彿是生平最丢脸的事」,大家都咋舌叫好,但「有关单位」相应不理,想是料定「诗」对「民众」毫无影响力可言吧!

反正「方针」既定、「路线」鲜明,我开始以一个文学上的反对者自居,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对政府的高压统治,对人民的愤怒与痛苦,都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当然,能顺利发表的机会就更少了,你觉得《中央》副刊、《新生》副刊、《幼狮文艺》、《中华文艺》等等会「胆敢」刊出这些作品吗?

我却毫不在乎,带着浓浓的使命感,继续写我的政治诗、社会散文,乃至直接批评时政的杂文,心里信奉着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话:「一般人如果遭逢不公不义而沉默,那可能是不得已;但作家如果遭逢不公不意而沉默,那就是撒谎!」

这股力量让我坚持下去,直到「小」祸临头。

之前在〈教书生涯没想到〉里我提过:因为在中学任教,我也写了不少批判教育制度、校园乱象的散文,如《校园档案》、《老师有问题》等等,虽然从来没有像李敖、柏杨的书那样被公然查禁,但校长也「好心」的给我看过公文:各级学校里禁看我那两本书,不得拥有、散播、流传、借阅……我心中大怒又大喜──怒的是言论自由遭到剥夺,喜的是「总算有人听到我的声音了」,管他们爱不爱听!

但这样越写下去,就越觉得「狗吠火车」的无力,不如全力撰写抨击时政、批评政客、揭发黑暗、挑战威权的杂文,那时全台湾也弥漫着一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吁改革的气息,不少原来写着风花雪月的年轻作家,也纷纷加入「反对者」的阵营,来势汹汹,不可遏抑。

甚至在这期间发生了「美丽岛事件」、「陈文成事件」、「林宅血案事件」、「郑南榕自焚事件」等等,一时间社会上风声鹤唳,写作者虽然不是站在第一线,但毕竟也是摇旗吶喊之辈,心中也有几许惴惴不安,而国民党的文工会又纷纷对作家们做工作:有威胁、有恐吓、有利诱、有招安……就连我替党外杂誌以「托斯基」之名写的政治笑话,虽然每週由专人以神秘兮兮的方式交稿(请参考《请勿对号入座》一书),还是没多久就被他们「破获」了。

而这些算不上是文学、而且朝生暮死(例如我曾为文痛批当时新闻局长邵玉铭,而今伊人安在哉?)的文章,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同志」们也经常聚会讨论、争辩不休,结论是「或许没有文学价值,但有社会意义!」

既然如此,只有鼓其余力、继续冲撞体制了。

改玩极短篇

好在政府总算从善如流,陆续解除党禁、报禁,也解除了戒严和动员戡乱,甚至中央民代和总统都直选了──年轻的朋友一定难以想像:这些你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都是许多前辈以血泪汗水换来的,当然作家们除了先前被抓的李敖、柏杨,后来被捕的王拓、杨青矗之外,大多还是安然无事的,而且经过「乡土文学论战」的一番大洗礼,大家也不再需要以「勇敢」做为作品评价的标準了。

诗、散文、杂文都「玩」过了,再来「玩」什幺好呢?

其实我最羡慕的还是写小说的人,我觉得小说的创作者简直可比上帝:他创造了各种不同角色,再安排各自相异的命运,编谱出一齣齣动人的剧情──当然也有当上帝失败的,结果角色遭遇无法交代、甚至半路「失蹤」的,但大致来说,我还是觉得写小说是非常过瘾的。

而最不过瘾的是:我好像不太会写小说,只要人物一多、篇幅一长,我就前言顾不了后语、牛头对不上马嘴,只好望稿纸兴叹、匆匆停笔,乖乖去看别人的小说大作了。

幸而天助我也,好像是《联合报》首创了「极短篇」这种文类,打破了从前动辄七、八千、甚至一、两万字才算小说的观念,可以用一、两千字甚至不到一千字,就能写一篇言简意赅、短而动人的故事,这,这岂不太适合我了吗?

于是我全力从事这种「轻、薄、短、小」的极短篇小说创作,而或者正处于「轻、薄、短、小」当道的时代,大家越来越不耐烦什幺长篇鉅着,反而对这些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有力的「小东西」倍加青睐,在读者大众的行动鼓舞之下,我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极短篇」小说,也正式步入了「畅销书作家」的行列,各大书店每年最好卖的一百本书里,我好歹也要占上个十本、八本的。

也一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写作也可以是一个赚得到钱的行业、是一个可以赖以为生的工作,讲得再露骨一点,是一个可以名利双收的事业。

虽然如此,我仍然不能忘情于「真正」的小说创作,于是也陆陆续续写了几篇,自己没有很满意,朋友看了只笑笑(客气的微笑),报刊倒还愿意登(看在我的名气吧!),但出版成书后,果然「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销路也就一般般而已,隐约在告诉我「此路不通」。

为读者而写

而回首来时路,我竟然也不知不觉的写了三十几年了,面对着自己五十余本的着作,到底写作对我有什幺意义呢?是谋生的手段?是求名的捷径?是尽社会的责任?是抒发自己的所感?──我想都有一些,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和读者的交流:当读者从我精心构建的文字中「回溯创作」,逐渐明白了我这幺撰写、那幺安排,其实是有什幺样的用意与苦心时,当他们用写信给你回馈(那时还没有「按讚」),用买书给你肯定、用蜂涌来听演讲给你讚誉时,你才感觉到长年坐在书房前,弄得自己姿势不良、脊椎侧弯、手指长茧、经常失眠的种种毛病,「还是值得的」!

纪德说:「文学是因读者而存在的」,如果心里没有读者,那何必写出来、印出来给人看?自己写日记就行了。不用害怕「通俗」!昔日的通俗如《红楼梦》如《三国》如《水浒》如《西游》,哪一个不是因为「非常通俗」而成了今日的经典?也不用担心自己「讨好读者」,读者是讨好不来的,否则人人学金庸学三毛,还会有人的书卖不掉吗?

问题是:你不是金庸,也不是三毛,你就是你自己。

以文学中的自己打动别人,这就是写作最大的满足吧!

广告生涯没想到

龟毛的阿本仔

其实拍广告不只是导演 「难搞」,最难搞的其实是厂商,因为他们是出钱的大爷,虽然平常不会没事跑来看我们拍广告,但有时心血来潮跑来了,那就是一场大灾难。

那时我在拍「宝矿力」运动饮料的广告,导演的要求是我一拿起饮料罐子,「宝矿力」三个字就要正对镜头,但我又不能用眼睛的余光偷瞄,怎幺可能一拿起来就刚好?那不管!反正没对正就重来……一直练了一百多次(跟你说这个钱不好赚吧!),终于可以毫不犹豫地每次拿起罐子,「宝矿力」的字体都向着正面,导演龙心大喜,我私下窃喜。

正好厂商来了,大家处变不惊,我也更凝聚全身真气,一举手就把罐子拿得正正的,然后大口喝下,再舒爽地哈一口气……一气呵成,简直就是无懈可击,导演大声喊OK(不是虚伪的叫好哦),工作人员也纷纷讚歎(主要是他们也可以休息了),却听到日本老大一声:「NO!」

不行?为什幺不行?比手画脚、又经过翻译说了半天,原来是说饮料罐是冰的,所以上面会有水珠,但是水珠太大颗了,所以不行,要NG重来。

想必导演和我和大家都在心里骂髒话吧!水珠大小有什幺关係呀?再说谁用放大镜看电视、看得见罐子上的水珠呀?日本老闆的说法是:「宝矿力非常好喝,所以一定从冰箱一拿出来、迫不及待就喝了,那时候刚退冰,水珠很小颗的,现在拍出来的水珠那幺大颗,就表示是拿出来很久才喝的,那幺好喝的饮料怎幺会放很久才喝呢?所以不行,所以要NG重来!」

心里再干谯也没用,出钱的最大,何况人家花了几千万拍广告、播广告,啰嗦一点、龟毛一点也是情有可原吧?只是千想万想,也没想到败在水珠太大颗上。

花钱的老闆大概都是一样的心理:有一次吴念真拍一个羊奶粉广告,就是他儿子很帅气地打球,他问「我现在喝还来得及吗?」那支,因为画面很简单,父子默契好,竟然一个上午就拍完了,正要收工时却听说厂商要来看,赶忙又架起机器打上灯光叫他儿子再上篮他则装模作样地看MONITOR,一副大家都非常认真的样子,厂商看了点头满意离去,他才真正的收工,还说了一段至理名言:「人家花了那幺多钱,看你两三下简简单单就搞完了,一定觉得钱花得不值得,所以我们要隆重、慎重、郑重地搞久一点,安捏栽呀嗯栽(台语:这样知不知道)?」

一切拢是假

如果你看到这里就大呼「广告怎幺那幺假!」的话,我只好告诉你更多实话:广告里的人还不算假,虽然我是装模作样扮文青,至少还是真人演出。你看过很多咖啡广告吧?告诉你,那十之八九不是用咖啡拍的,因为咖啡的颜色没那幺浓,那用什幺呢?坐稳了别吓到,是用酱油──反正不是用来喝的,电视上也闻不出味道,效果最重要。

而在咖啡上画出一圈一圈的,当然也不是奶油,真的奶油哪有那幺好控制?就算煮咖啡高手也没把握,那要用什幺呢?聪明的你这次可能猜对了,对,用白色油漆。

还有更夸张的是汉堡,电视上的汉堡为什幺都那幺漂亮、看起来就好好吃?因为那可能是一次做出上百个汉堡,再从中挑一个外型、色彩最杰出的,然后……然后大家都不准动,等一位「汉堡化妆师」出现,拿着彩笔和颜料,帮那个百中选一的汉堡上色、画得更加美丽可口,才可以开始拍摄。

你也许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所「麦当劳大学」;但你可能不知道,这所大学还有「帮汉堡化妆」的课程。

至于拍摄头髮广告的那就更假了,女模的头髮大约在拍摄前一週就要开始涂上特别调製的油,连续涂一个礼拜才会变成那样又黑又亮、甚至可以当镜子照,老实说,正常人绝不可能有那种乌黑秀丽的头髮。难怪只要有名,只要漂亮,不管谁都可以来拍洗髮精的广告。

而我的广告比较起来实在太不假了,起初导演怕我酒量不行,还问我要不要用别的饮料代替,因为一遍遍重来我可能要喝不少酒,我说那才好呢,如果给我一点花生来下酒就好了;有了花生我又贪得无厌,如果有SUNTORY 角瓶里的上一级 OLD 好酒给我拍广告时喝就更好了,这样不算欺骗吧?

至少我是能喝的,像吴念真拍过一只侯孝贤导演的啤酒广告(我的广告是柯一正导演拍的,王小隶据说也拍过不少广告,现在大家知道国片导演没片可拍时如何维生了),因他酒量不佳,就问侯导是否可以用别的饮料代替,侯导想了半天,答说啤酒这样黄黄的、又有泡沫的液体,唯一相像的应该只有小……吴念真摇摇头,乖乖喝啤酒,喝茫了大家就先停工,等男主角醒来再继续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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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生啊,真是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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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皇冠文化

作者:苦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