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使用外国语,我可能没有办法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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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使用外国语,我可能没有办法写小说。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庄子

   

共同体必然发生在布朗肖所谓的无用(désœuvrement)之中。无用指的是,在作品的这或那儿,那种离开作品的东西,那种不再同生产或完成打交道,而是遭受到中断、破碎和悬搁的东西。――尚–吕克.侬西

读者是被如此告知的:叙述者「我」拿到了「他们」所写的故事,而「我」也多少知道一些「他们」的故事。「他们」是谁?四位在法国的台湾人,两男(亚铭、博尔)两女(安娜、菊儿),这些故事则是他们定期聚会写下的作品。这是「他们」给「我」的礼物;这是「佯装为作者」(「我」是如此宣称的)的朱嘉汉的小说《礼物》。小说分两个部分,前半部是由「我」(必须强调,这个「我」时隐时现,且身分游移)诉说的「四人的故事」,后半部则是「四人的小说残稿」。精美的包装才能凸显送礼者的诚意,因此虚构也要被包裹在虚构之中。

法国製造,製造法国(或,一种「声音」)

为什幺是法国呢?四个「主角」(更精準的说法或许是「送礼者」)为什幺非得在法国相遇?不只如此,收礼者若是细细赏玩这份礼物的纹理,就会发现诸多「法国製造」的痕迹:透过写作寻回一段不可能寻回的时光(普鲁斯特?)、四人的异乡人处境(卡缪?)、对于「书写」本身以及「作者」地位的暴露与探问串连起一系列二十世纪中晚期法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更不用说「礼物」最直接的参照就是法国社会学家牟斯提出的概念。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是:为什幺不?Pourquoi pas?哪个号称自己喜欢文学、艺术的人敢承认自己不知道贝克特、莒哈丝、蛰居法国的台湾诗人与死在法国的台湾文青?哪个号称自己关心当代思潮者不会调动傅柯、德勒兹、克莉丝蒂娃、德希达提出的概念充作论述的利器?
对于留学法国的朱嘉汉来说,这个问题或许失去了它本来可以拥有的犀利。「这本小说的酝酿期大部分是在法国的时候,在我留法的时候。」一个理所当然的答案。当进一步解释,事情又未必这幺简单。自认「天生缺乏小说语言」的他表示,「如果没有使用外国语,我可能没有办法写小说。……失语到某种程度,才能找到自己的声音,文学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想必卡夫卡与康拉德听到这番说词会默默点头。

然而,若事关「找到自己的声音」,这难道不牵涉某种选择性吗?若一个写作者在失语后仍具备一定程度的选择能力,为什幺要选「法语」呢?面对不识相的追问,朱嘉汉说:「我真要回答的话,也只能说是偶然。」他承认自己年少的时候其实没有被法国文学吸引,反而是日本文学的爱好者,「例如川端康城、三岛由纪夫,能找到的作品几乎都读了」。真的决定就是法国了,那是在打算出国留学的时候。当时身边大部分的朋友都会选择英语系国家,但既然都要出国了,为何不把自己推远一点?「(这个选择包含)两个心态:一、我要偏出去;二、我又对西方文明的中心特别感兴趣。」看来事情也没有如此「偶然」。

中心的异乡人与不可能的共同/通体

朱嘉汉为了「偏出去」而到达「中心」,小说中的四名男女也是如此,或者为了逃离一段未能善终的恋情,或者渴望摆脱安逸无聊的生活,或者希企在学术上登峰造极,但在中心等着他们(包括朱嘉汉)却是将他们甩开中心的离心力。不论你法语讲得多道地,不论你看过多少大部分法国人都没看过的法国文学、法国电影,你永远是位在中心的异乡人。

什幺是「共同」?如何共同生活?小说前半部可说是四个人物学习共同生活的过程,但别指望这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中心」。读者将发现所谓「共同体」竟是由差异部署,而「共同生活」原来充满着断裂、失落与遗憾。再一次地,此处的「离心力」大到我们最终难以辨识「中心」的模样。两种模式影响了朱嘉汉的「共同体」:其一是卡缪的《流放与王国》。「王国是有可能的,前提是你被孤独地放逐。在孤独的状态中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加害者。」另一个则是大江健三郎。大江的儿子一出生脑部就严重畸形,儘管经过手术后活了下来,在成长的过程中仍脱离不了弱视、生长迟缓、语言障碍等问题。父子的共同生活注定了负担与苦痛,两人永远都在处理新的问题,这份「共同」带领大江思考广岛与沖绳的政治问题,更铭刻在他后来许多小说叙述者的声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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